在全球經濟受到金融海嘯重創之后，低碳經濟浪潮正在興起。

　　有兩個標志性的事件對于推動低碳經濟浪潮至關重要：一是美國選擇以新能源作為振興美國經濟的主要政策。奧巴馬能源政策的短期目標是促進就業，拉動經濟復蘇；長期目標是擺脫美國對外國石油的依賴，在新能源領域占領制高點，繼續充當世界經濟“領頭羊”。美國的政策在全世界掀起了新能源經濟的浪潮。

　　二是哥本哈根會議將對全球的碳減排形成新的壓力。全球192個國家將于12月7日—18日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會談，以達成一個解決碳排放及對氣候影響的公約。但哥本哈根會議能取得多大進展，前景并不樂觀。根本原因在于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所提的要求相差太大。

　　盡管政治家們的博弈不會在短期內達成一致，但全球對于氣候變暖和碳排放的關注，已對中國政府和產業界形成了現實的壓力。可以預見，中國政府領導人今后在國際場合，將會遇到更多的關于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的問題。

　　中國無法回避這類問題，因為在溫室氣體排放上，中國是一個迅猛增長的生力軍。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已僅次于美國，居全球第二。但國外有研究顯示，中國的碳排放總量已經是世界第一。有數據稱，在全球每年新增溫室氣體排放量中，中國就占了40％。

　　全球在碳排放問題上不會放過中國，針對中國的“壓力環境”已經形成。今年7月24日，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訪華時說：“中國掌握著決定氣候談判成功的鑰匙。”中國被如此高看并不是什么好事，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：如果中國不積極參與和承諾，氣候談判失敗的責任就在中國了。關于目前聯合國氣候談判中的歸屬陣營，中國的地位是“77＋1”，“77”是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，“1”就是中國。顯然，面對全球氣候變化和溫室氣體減排問題，中國已無可回避。

　　中國應對全球碳排放壓力的基本策略

　　在政治和外交層面的積極參與和合作，是中國應對全球碳排放壓力首先應該采取的基本策略。迄今為止，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。今年9月22日，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聯合國的講話中，代表中國對全球氣候問題作了高調表態。胡錦濤說，中國將進一步把應對氣候變化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，并繼續采取強有力的措施。這些措施主要包括四點：一是爭取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顯著的下降。二是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，爭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％左右。三是大力增加森林碳匯，爭取到2020年森林面積比2005年增加4000萬公頃，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13億立方米。四是積極發展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，研發和推廣氣候友好技術。政府層面的積極參與，可以為中國在全球碳排放問題博弈中爭取到比較主動的地位，同時可以展示中國負責任的姿態。

　　其次，強調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權，是中國應對國際壓力時要考慮的實質內核。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碳排放問題上的根本分歧，在于對碳排放和經濟發展權的不同看法。已經走過工業化階段的發達國家，希望全球都能做到碳減排；但正在工業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，則不肯因為碳減排而放棄工業化的權利。

　　如何保護自身發展權利，對于中國來說是極為現實的公共政策問題。中國只向世界做出減排承諾是遠遠不夠的，因為中國肯定要完成遲來的工業化。中國只是接受發達國家的規則是不行的，這會給中國的工業化增加更大的政治與經濟成本。如何在這個過程中讓世界接受中國的發展觀念，又與國際潮流相適應，這需要中國提出更好的發展概念并制定出相應的策略。

    再其次，強調中國在全球化之下的分工以及對全球所做的貢獻。中國參與全球化的結果之一就是成為“世界工廠”——中國要么接受大量投資和產業轉移，要么以本土制造能力參與全球化，為全球市場生產各種商品和工業產品。中國作為“世界工廠”，意味著要為全球市場來生產，要為這種生產來消耗能源與各種資源，從碳排放角度來看，中國的“世界工廠”地位恰恰是產業鏈上碳排放強度最大的環節。但是，僅僅衡量能源消耗與碳排放的產業環節是不公平的，還要看誰最終消費了這些能源和排放。現在中國生產了全球四分之一的工業品，與外貿相關的GDP占全國GDP總量的60％，但中國并沒有消耗全球四分之一的能源。美國曾經提出對進口商品征收碳關稅，這其實是一種單向度的貿易壁壘，如果美國真的這么干，中國完全可以如法炮制，對出口商品征收碳消費稅，目的在于揭示碳排放的最終責任人是誰。

　　最后，圍繞核心戰略，中國要配套合適的策略和一系列的產業政策。圍繞碳減排的國家核心戰略應該分為兩個方面：一方面是對外戰略，即中國如何應對國際壓力、爭取國際空間；另一方面是對內戰略，即中國的國內政策如何調整，產業如何發展。對中國來說，后一方面是更現實、更重要的。

　　發展低碳經濟中國在哪些領域存在機會

　　當發達國家倡導發展低碳經濟時，中國也應該找到自己的低碳經濟之路。中國發展低碳經濟，是發展中國家的低碳經濟，是在工業化進程中如何盡量體現低碳理念的經濟模式。它最大的特點不是依靠龐大的投資，購買發達國家最先進的減排技術和設備來實現減排，而更應該是體現中國特點的適用性強的減排模式。

　　中國如何發展低碳經濟？

     筆者認為，中國政府應該關注如下問題。

　　第一，中國能源消費的調整。中國目前碳排放迅速增長的局面，與中國的能源消費構成有很大關系。中國的能源消費對煤炭的依賴度很高，煤炭占中國能源消耗總量的70％以上。由于煤的碳含量很高，因此燃燒煤炭產生的溫室氣體量很大。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產和消耗國，中國不在能源戰略上進行調整，改變對煤炭依賴過大的消費特點，將難以減輕碳排放的壓力。為此，中國應該在能源消費多元化、煤炭利用的多元化等方面下工夫，以多種政策來引導能源消費結構的調整。

　　第二，結合中國國情，有效推動新能源技術的應用。奧巴馬計劃用3年時間將美國的風能、太陽能和地熱發電能力提高一倍。中國也應該制訂出相應的國家目標，將其列入社會與經濟發展的五年規劃，最好能使之具有法律效力。中國在新能源利用上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相對較小，市場對新能源的接受度也較高。新能源的發展還能帶動起相關的產業鏈，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不容低估。

　　第三，新能源汽車應該成為國家重點扶持的重要產業。2009年中國汽車市場出現“井噴”，從汽車銷售數量上很可能超越美國，成為全球第一大汽車市場，這意味著中國正在快速進入汽車社會。中國在新能源汽車發展上與發達國家的差距，要比傳統汽車小得多，在中國推動新能源汽車，以中國巨大的國內消費市場，有可能走出一條不同于其他國家的路子，甚至會顛覆傳統汽車產業的某些模式。

　　第四，低碳經濟在城市規劃和建設中大有可為。低碳經濟在城市規劃、產業規劃中有巨大的作用空間。最近，國內很多城市都提出要打造“低碳城市”，但究竟要達到怎樣的標準才能稱為“低碳城市”？在筆者看來，城市規劃與建設就要承擔很大的責任。有專家雄心勃勃地提出，要使某城市成為全國首個低碳城市，但該城市規劃和建設卻很不符合低碳經濟的精神，以“攤大餅”的方式不斷擴張，居住區域與生活區域的遠距離布局，造成了極大的交通壓力，這種規劃建設上的失誤所造成的碳排放增量，是采用任何先進技術都彌補不了的。